原国家南极办主任郭琨

　　南极是一个国家的远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4月3日，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在北京逝世。

　　郭琨曾七下南极，两次荣立一等功。目前中国建成的四座南极科考站中，最先建成的长城站和中山站都是由郭琨率队建设而成。

　　首批南极科考队员、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极科考是国家战略，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南半球几个发展中国家从1957年就开始进入南极，中国晚了27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全球有所作为和影响，在南极建站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一步。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地平线，一个国家的远方。

　　批示

　　1978年10月，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请示。方毅批示：拟同意，积极准备。但不一定定死，到时再看。

　　时任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后来担任中国极地研究所副所长的颜其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不我待。

　　1959年，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的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条约禁止在南极进行军事性质的活动和资源开采，鼓励进行科学考察和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该条约冻结了南极主权，即各国对南极领土主权的任何要求，在《南极条约》生效期间不被否定，也不被肯定。条约将于1991年到期，之后是续签还是订立新条约，会不会开放资源开采，都很难预测。

　　到70年代末，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不但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把国旗插到了南极大陆，阿根廷和智利站居民点上甚至降生了五六个新生儿，俨然是在为未来的领土诉求做舆论准备。

　　1981年5月，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首个专门机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郭琨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调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气象专业，从事军事科技工作多年。

　　对郭琨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领域，他甚至不知道该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在国家海洋局工作的颜其德被抽调到南极办，执笔编制了首次南极科考的具体计划。郭琨加工时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颜其德觉得，郭琨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文字能力过硬，考虑问题细致，眼光有前瞻性。

　　刘小汉说，武衡和郭琨对南极科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用土话说就是‘上蹿下跳’。科学家谈科学意义，外交部谈外交意义和政治意义，郭琨和武衡两个主任就通过这些材料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以战略角度让领导下决心，所以郭琨实际上是个战略家。”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4个国家组成。没有在南极建站的中国是获邀与会的9个缔约国之一，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当时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

　　会议有30多项议程。进入实质性议题时，小木槌就会敲下，请所有非协商国代表离开会场去“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48岁的郭琨认识到，建南极站与否，“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竺可祯野外科学工作奖”颁奖会，获奖的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示：“32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应独立组建南极考察队，这件事并不简单。”

　　争议声音也很大。据估算，十年要花1.1亿。两个多月后，胡启立再次批示：“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人们也会有不同意见。”要求慎重考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建议，由国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极站的方案。“争取一立足之地，花钱在2000万以内。”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随后批示：“前年就有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未批，当然如果只要2000万，就可建一个无人站，我也同意，但一定要计算得准确些。”

　　根据领导人批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研南极考察、建站的总体方案。此后，郭琨三次陪同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到李鹏办公室汇报南极科考筹备情况。

　　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报告。李鹏在确定启航时间的报告上批示：“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

　　筹备

　　郭琨马上开始筹备，准备带队登陆南极。他带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人员翻遍了北京的图书馆，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没找到。最后在一个旧书摊上找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志》，这就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重要资料。

　　当时世界上的南极科考大国都已拥有多艘专业破冰船，而中国一艘都没有。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代替破冰船。“向阳红10号”不具备破冰能力，但可以抵抗十二级风浪。

　　南极年平均温度零下25度，极端最低温度近零下90度。中国科考队员采购不到符合要求的极地装备，只能自己设计。上海纺织科学院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羽绒服面料，上海羽绒厂赶制了上千套南极羽绒服和夏考服。天津运动鞋厂、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和天津长征鞋厂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夏季鞋和防寒靴。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千余种全部运抵上海。

　　1984年10月，考察队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了训练，主要是营建、抢险救生、防火灭火、学习《南极条约》以及体能训练等。

　　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分到中科院地质所的刘小汉接到领导通知，问他愿不愿意去南极，他马上答应下来，加入了训练。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郭琨。他发现，郭琨非常严厉，有时又很随和。如果队员努力工作，他就会笑脸相迎；如果队员犯懒怕苦怕累，他一点不给面子。

　　1984年10月13日，万里和胡启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员。万里说：“这次去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没有什么野心，就是增长这方面的知识。”胡启立要求保证安全，保证全员胜利安全地返回。“再有，应该授权给你们，对在第一线表现特别突出的，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吸收入党。”

　　启航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592人(一人中途下船)组成的第一支中国南极考察总编队，头戴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身穿天蓝色羽绒服，分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从黄浦江畔启航，以半军事化形式开赴南极。

　　南极考察总编队由海军少将陈德鸿担任总指挥，下分南极洲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J121号打捞救生船四个单位。其中，南极洲考察队肩负着在南极乔治王岛建立长城站的任务，为重中之重。郭琨担任这个队的队长。

　　搭乘“向阳红10号”船的刘小汉等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作为尸袋备用，一旦有队员牺牲，就装进袋子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向阳红10号”的条件很糟糕，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舱室，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很脏很乱。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淡水，用来洗脸、刷牙、擦身等。

　　12月12日，两船驶入西风带。这里又被称为暴风圈，常年伴有七八级大风和十余米海浪。60%以上的队员晕船，有队员甚至去找过郭琨，说太难受想跳海。队员们编成了一个顺口溜：“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九卧不起，十分难受。”郭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餐厅吃饭。

　　一天，郭琨把颜其德等几人叫到舱室，谈了自己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设想，他称为“五步曲”：第一步，完成任务，建好长城站；第二步，回国后立刻组建中国自己的南极科研专门机构；第三步，建造中国自己的科考船；第四步，去南极圈内建站；第五步，进军北极。

　　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员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的冰雪荒原。队长郭琨举着五星红旗走在队伍前列。如今，这面旗帜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建站

　　“向阳红10号”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船队抵达乔治王岛麦克斯威尔湾，结果发现，原来的选址已被先于中国十几天抵达的乌拉圭考察队搭帐篷占住了。

　　刘小汉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掉了眼泪：“感觉非常困难，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到了，结果定好的地方都没了。”科考队只能决定，放弃原址。

　　巨大的压力落在了郭琨肩上。他说，建长城站必须完成。因为这一步不迈出去，后面的设想都无从实现。

　　选择站址并不简单，必须有水源，地基要结实，不能处在风口。所有科考队员全部上岸，兵分两路，重新选址。一周后，确定菲尔德斯半岛东岸为新址。

　　建站的第一大难题是抢建卸货码头。因为大船无法靠岸，只能靠小艇把500吨建站物资运到岸边，再转运到站。因此，必须要在岸边抢建一座供小艇停靠和汽车吊运物资的码头。考察队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20人的码头突击队，3天内完成任务。

　　颜其德记得，1月的南极乔治王岛气候恶劣，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队员们跳入刺骨的海水里，岸上的临时帐篷里准备了老酒、姜汤、棉大衣和热水袋等应急御寒措施。突击队员两班倒，10个人10分钟一班，在海水中抡锤、扶钎、打桩。冻得顶不住了，就上岸进帐篷暖和一下，另外10个人马上跳下水接替，一秒钟也不耽搁。突击队员们72小时连续轮番作业，简易码头基本建成。

　　南极夏天的平均气温为零度，站上最低气温为零下7度。郭琨的日记中记录，在南极停留的59天里，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风来袭时，最大风力达每秒40米，强度超过12级台风。

　　队员们睡在充气帐篷里，充气垫和睡袋就铺在冰原上。塑料帐篷常被大风掀翻，拉链式门帘缝中时而灌进雪粒。有时队员收工后，帐篷里积雪已有一尺多厚。每天12点后收工，因为极度疲劳，躺下就睡着。第二天醒来，经常是睡袋上一层雪，充气垫下一摊水。

　　1985年1月7日，郭琨等穿过北坡海滩，翻过岩石山地，去智利马尔什基地，交涉有关边界问题。

　　经过谈判，此事和平解决。队员回忆，那几天，“抢地盘”事件接二连三。

　　南极的冻土很硬，一镐头下去只能松开一点土。为了抓进度，队员们每天只有4小时睡眠时间。郭琨每天早上挨个帐篷走一遍，拉开每个人的睡袋，把人硬拽起来，喊一句“干活了”。

　　没有饭厅，队员们只能在帐篷外吃饭，还没吃完，就冻成了冰块。洗漱全部在冰冷的溪水里，或者用雪擦一把。很多人的脸和耳朵都冻肿了。

　　气象班每天报告气象情况，只要天气稍一好转，郭琨就马上喊大家干活。

　　刘小汉说，郭琨是铁血将军，办事果断严厉，地基的坑挖不出来不行，限定时间必须完成。“大家就算累得要死，他一个眼色，就只能拼命干。”

　　刘小汉没想到，到南极科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房子。“那时根本分不出领导和科学家，全都是建筑工人，都扑在第一线，包括郭琨队长自己。我们跳进那么冰冷的海水里修码头，奋战一天总算修好，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被海冰推走了，只能重新来。”

　　颜其德说，郭琨事无巨细地部署、安排。开会时，他会让大家先谈意见，自己再补漏。

　　45天后，2月14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长城站”铜制站标被镶嵌在第一栋屋门正上方，意为“万里长城向南极延伸”。

　　长城站主体部分由6栋橘红色房屋构成，包括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测绘、食品库、科研栋、医务文体栋、码头、直升机机场、邮政局等20多个部分。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公里，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

　　长城建站完成后，郭琨给科考班留出3天时间，用于野外科考。这也是中国首次依托自己的考察站开展独立科考。

　　2月20日是大年初一，科考队举行了长城站落成仪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专门从北京赶来主持开幕仪式。仪式结束后，在餐厅举行庆功宴。郭琨激动地说，总算不辱使命，说着说着就哭了。全体男儿们都相拥痛哭。

　　由于独立南极科考站的建立，在当年10月7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至此，中国在南极国际会议上有了发言权、表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从“建站”向“科考”转变

　　由于技术限制，长城站建在了乔治王岛上。从位置上看，长城站并不在南极圈内，只能当落脚点，且位置偏远，不管是来往国内还是去南极中心都不方便。而且，《南极条约》1991年即将到期，后续难料。

　　长城站建好4年后，郭琨担任南极考察队队长，再次率队出发，准备在南极腹地建立中山站。

　　1988年11月，“极地号”起航，驶向南极大陆。

　　1989年1月14日深夜，“极地号”突遇特大冰崩。翻倒的冰川离船最近只有两三米。全船进入紧急状态，还有人写了遗书。担任气象组组长的高登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建站过程中最危险的状况。

　　冰崩过去了，但极地号被浮冰团团围困。苏联站站长举过去的先例认为，极地号当年内可能出不去了。考察队领导以密码电报向国务院汇报，国务委员宋健指示：“确保人员安全。”

　　队党委决定：疏散、留守、抢滩。将队里的老弱者疏散到岸上去，骨干和年轻力壮者留在船上待机。一旦情况恶化，只有让极地号冒险冲上抢滩搁浅，以免沉入大海。郭琨向大家宣布决定后，气氛更加紧张。

　　1月21日，围困极地号7天的浮冰终于裂开了一个30米的口子。根据侦察报告，船队果断启航突围，冲出了冰崩险区，开到中山港卸货。仅仅两小时后，冰裂又合上了，一直等到返程再没打开。

　　历时32天，116名考察队员在南极圈内建立了中国第二个南极科考站——中山站。

　　两站建成后，中国的南极考察完成了从“建站”向“科考”为中心的转变。

　　目前，中国在南极建立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站，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同时实施两极考察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排名全球前十的破冰船雪龙号，昆仑站占据了南极大陆的最高点冰穹A。

　　颜其德和刘小汉说，中国的极地考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中国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这是国家科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35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中国南极事业已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仅次于美国。

　　2017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海洋局对中国极地考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郭琨等59人“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当月，82岁的郭琨坐着轮椅上了央视《朗读者》节目。因长期在极寒环境下工作，他多年伤病，双腿无法行走。他说：“事关民族荣誉、国家尊严，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是刘小汉最后一次见到郭琨。他说，在郭琨的带领下，首批南极考察队队员都有这种家国情怀。“军队的主官性格什么样，士兵就什么样。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今天还在从事南极科研活动，干了一辈子。”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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